1977年，全国高校恢复招生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在这喜庆的氛围中，辽大生物系在某种程度上，却显出一种茫然。因为在文革期间，辽大生物系只设置一个微生物学专业，有五个教研室的教师没有教学任务，现在要恢复招生，就必须开设新专业。开设什么专业，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。于是，全系教师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，初步形成两种意见，一是开设中草药专业，二是开设环境生物学专业。
赞成开设环境生物学专业的教师，与沈阳市环境保护研究所有较多接触，了解到沈阳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都很严重。辽宁是全国重工业基地，全省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也非常严重。这些教师有的曾到辽东山区做过调查，发现有些地方，由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，造成水土流失，局部地区冲蚀沟竟深达七、八米。他们认识到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，这两大环境问题，在辽宁都十分突出。而要解决这两大环境问题，必须从多学科、多角度入手。其中对环境污染的生物监测、生物评价、生物净化，对资源破坏的生物修复，都是不可缺少的手段，我们如能开设环境生物学专业，就可以为辽宁培养出掌握与此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人才。
为慎重起见,系里决定派人到有关高校进行调研，在调研中受到很多啓发，尤其在北师大拜访刘培桐教授时，他认为在环境问题出现之后，首先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然是一些有关的老学科，在解决环境问题时，这些老学科内部就会产生一些新的分支，比如地理学就会产生环境地理学，化学就会产生环境化学，生物学就会产生环境生物学。刘培桐教授在当时是环境学界的带头人之一，他的分析使我们更坚定了开设环境生物学专业的信心。
在调研中，我们也发现一些国家重点院校，如北京大学、南京大学的生物系还没有开设环境生物学专业的意向，这使我们更意识到这是一种机遇，我们应争取先把这个专业开设起来。调研后，向系内老师作了汇扱，基本取得共识。接着就是去省教育局计财处（计划财务处）申报了。没想到，又是一波三折。
到省教育局计财处去了三次，主管处长似乎不感兴趣，没有同意。第四次再去时才发现，没有同意的原因主要是担心毕业生不好分配。在当时，高校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，他们不了解社会对环境生物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情况，所以，迟迟不肯批，这可以理解。知道了不肯批的原因，只好对症下药。就到省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现在省环保局的前身）科技处，找到汪仲琪处长，向他说明了申报环境生物学专业遇到的麻烦，请他帮助协调。汪处长非常热情，第二天同我们一起来到省教育局计财处，他介绍了全省对环境专业，包括对环境生物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，使计财处主管处长心中有了底数。又过一段时间，批准可以招生。但批准招生的专业是“生物（环保）”。到1978年招生才改为环境生物学专业。
环境生物学专业正式招生了，老师们都很兴奋，纷纷投入到新专业的建设中。一方面积极编写教材，一方面积极参与有关环境方面的科研项目。
林碧琴老师为研究沈阳地区水体污染与谈水藻类变化的规律，1977年、1978年在浑河、细河和胜利明渠等，进行采样调查。经过研究，发现了沈阳地区水体污染与藻类种群分布的相互关系，为利用谈水藻类对沈阳地区水体污染进行监测，奠定了基础。
刘荣坤老师在利用植物监测大气污染的研究，提出按刺槐叶 K~+渗出量的阈值法和统计法(±S)划分四个污染等级，用来评价沈阳市大气污染状况，与理化监测相比基本一致。经精度分析，较理化监测更为稳定可靠。
周大石老师在利用微生物处理制药废水、印染废水，以及利用微生物解堵油田注水井油层堵塞等方面，也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尤其在利用微生物解堵油田注水井油层堵塞方面，杀菌解堵使井底水杀菌效率达100％,H2S和油类全部去除,悬浮物去除63％，为解决油田注水井油层堵塞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在环境生物学专业建设初期，也注意了应为社会做出贡献。
197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成立，并立即邀请全国专家、学者，按学科分卷编写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。我们被邀请参加《环境科学》卷的“环境生物学” 编写组，该编写组被邀请的专家、学者，分别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四个研究机构、南京大学和我们辽宁大学。我们的系主任涂长晟教授还被聘为编写组副主编。我们有7位老师参加了条目的编写。
1978年国环办为提高部委和省市环保干部的素质，责成中国环境学会环境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培训班，对部委、省市环保干部进行培训。我们应邀参加了第一期到第九期培训班的授课任务。
1980年中国环境学会环境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《环境保护概论》，这是为满足当时各高校环境专业和部委、省市环保干部培训的急需，而编写的我国第一版《环境保护概论》，我们被邀参加了其中一章的编写。
1984年《环境科学丛刊》出版一辑“环境教育专辑”， 邀请创办了环境专业的高校分别介绍各自创办环境专业的经验，我们被约对创办环境生物学专业的经验作了介绍。
经过参与上述一系列活动，在为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同时，也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。
蒋志学
环境生物学专业创始人